（原标题：专访风险投资人温格：我们需寻找与AI时代相匹配的存在意义）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郑青亭 北京报道
“人们误以为数字技术只是工业时代的延续。实际上，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与1万年前开启的农业时代或400年前开启的工业时代同样深远。这两次变革彻底重塑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数字技术是人类的第三次伟大飞跃。”
美国知名风险投资人、Union Square Ventures（USV）执行合伙人阿尔伯特·温格（Albert Wenger）近日在北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这样说。他表示，以人工智能引领的数字技术在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给现有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带来深刻挑战。
20世纪80年代初，十几岁的温格在德国爱上了计算机，很早就开始为公司编写软件。随后，他前往美国读书，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主修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创办了一家早期的互联网医疗公司。进入风险投资行业后，他投资了电商平台 Etsy、数据库 MongoDB 和云通信公司Twilio等提供变革性数字技术和服务的公司。
作为风险投资者，他常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下一个大趋势是什么？”在他看来，人们往往关注技术而忽视了真正的变革。于是，他在《资本之后的世界》（《World After Capital》）中大胆地预言：人类正在经历第三次非线性巨变——从工业时代迈向知识时代。
长期以来，我们都生活在资本稀缺的世界之中。几乎所有经济理论与社会结构的基石，都立足于这一假设。但温格认为，数字技术爆发式的增长，正在彻底颠覆这个前提，“注意力稀缺”正在取代“资本稀缺”成为核心矛盾。
究其原因，温格认为，数字技术的本质与过往技术非常不同：其一是零边际成本，信息复制几乎免费，“知识可以喂饱世界”；其二是计算普适性，AI能完成任何可计算任务，“创造力不再是人类专利”。
在温格看来，传统市场擅长配置资本，却无法有效分配注意力。诸如气候变化、太空旅行等全球性议题缺乏明确的市场需求方，因而难以获得足够关注。他特别指出，中国在非市场领域的注意力分配——如科学、高铁、能源技术等方面——表现出色，而西方则过度依赖市场，导致关键议题被忽视。
温格强调，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型已在进行中，并引发了巨大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政府、企业与社会必须共同思考如何利用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构建一个更均衡、关注人类整体福祉的知识时代。“当我们告别工业时代时，我们存在的意义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拥有一份工作或进行无休止的物质消费。反之，我们需要寻找一个与知识时代相匹配的存在的意义。”
《21世纪》：请首先谈谈你创作这本书的灵感来源是什么？你从何时开始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温格：我在德国长大，从小就爱上了计算机，还曾赢得德国全国计算机科学竞赛。之后，我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攻读了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我很早就意识到，计算机将对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后来我更确信，它的影响远超经济，关乎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在过去20年作为风险投资家的经历中，我常常比别人更早看到新兴趋势。这让我深信，人们对数字技术重要性的理解存在深刻误区，而这本书正是为了纠正这种误解。
《21世纪》：你说的这种误解是什么？
温格：人们误以为数字技术只是工业时代的延续。实际上，数字技术带来的变革与1万年前开启的农业时代或400年前开启的工业时代同样深远。这两次变革彻底重塑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数字技术是人类的第三次伟大飞跃。
《21世纪》：我们绝不能低估这场革命的意义，因为人类正经历第三次文明飞跃，从工业时代过渡到知识时代。与之前的飞跃相比，这次有何不同？
温格：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是稀缺性的改变。在狩猎采集时代，食物是稀缺资源——找不到食物就得迁徙或饿死。进入农业时代，稀缺性从食物转移至土地——只要拥有足够的耕地，农业社会就能够实现繁荣。
在大约400年前启蒙运动开始时，一系列新的技术推动了工业革命，使得稀缺性从食物和土地转向了资本——建筑、机器和道路。随着人口的增长，我们面临如何建造农业机器、生产肥料以及建设住房以满足需求的挑战，因此，资本变得稀缺。
如今，我们又处在一个过渡期。数字技术正将稀缺性由资本转移到了人们的注意力上。在技术层面上，资本已不再是限制我们满足个人需求的因素，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如今，在信息过载之下，人类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资源，恰当分配我们所拥有的注意力成了人类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
《21世纪》：你强调数字技术将我们的焦点转向注意力。在资本主义常将金钱等同于权力的时代，为什么金钱买不到注意力？
温格：市场和价格机制在积累资本方面非常有效，中国通过拥抱竞争市场证明了这一点。但市场无法有效分配注意力，因为最重要的问题——如气候变化、陨石撞击或流行病——缺乏明确的需求和供给。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未来世代无法表达需求，市场也无法为像陨石撞击这样的存在性风险或太空探索这样的机会分配足够的注意力。
美国过于依赖市场化解决方案，忽视了非市场优先事项。而中国在市场之外分配注意力方面做得很好，推动了科学、能源和高铁的巨大进步。在我看来，西方世界将太多注意力困在市场体系中，导致我们对关键问题关注不足。
《21世纪》：你提到技术扩展了可能性，但不会自动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原因是什么？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加剧这种不平等吗？
温格：历史上，技术飞跃常导致不平等加剧。正如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权力与进步》（Power and Progress）中探讨了技术与权力分配的关系，指出数字技术通过幂律效应加剧这种不平等。想想YouTube，最受欢迎的视频有几十亿观看量，最少的只有一两次。这种动态造成极端差距：最大公司远超第二大公司；顶尖AI工程师年薪千万，而其他工程师勉强糊口。我们不必消除幂律效应，但必须利用技术红利“为所有人抬高底线”。
我在书中提出引入全民基本收入制度的设想，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不必受到工作循环的束缚，从而可以有更多精力从事照顾家人或者保护环境这类至关重要但无报酬的工作。
《21世纪》：谁应承担“抬高底线”的责任？
温格：在我看来有两种关键的方式。首先，政府应该扮演关键角色，历史上每次大转型都需要政府重塑体系以适应新现实。其次，也可以有一些去中心化的尝试，比如基于“普遍基本收入”理念的加密货币Circles项目（编者注：这是Martin K?ppelmann提出的一种全新货币系统，该系统基于个性化的“个人”加密货币以及这些货币之间所构建的信任社会图谱。“Circles”货币体系的目的是公平分配货币，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实现财富均等化，并像 “普遍基本收入”概念一样发挥作用）。
《21世纪》：你在书中说，当前，世界正被两股力量撕扯：一部分人渴望回到过去，另一部分人在工业时代的思维牢笼中推进技术发展。你能否展开谈谈？人工智能如何放大或减小这些力量？
温格：受制于过时思维，自动化目前仅造福了少数人，同时大规模压榨着社会其他阶层。工业时代过分强调工作和职业的重要性。实际上，人工智能带来的自动化可以让我们从事更人性化的事业，比如，在农耕时代，80%的人口从事农业，这一比例如今已经降到20%，甚至在有些经济体已仅有3%。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利用下一波自动化浪潮来释放更多的注意力，去做一些明显是人类的事情？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放弃某些陈旧的观念，如“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份工作”、“如果没有工作就不是有生产力的社会成员”等。
在转型过程中，一些领导人提出了简单化且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答案，回应这些难题，他们呼吁回到过去。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小的星球上，我们必须要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团结在一起，以探索气候变化和太空旅行等重大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以安全地从工业时代过渡到知识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方不久前在上合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想法。
《21世纪》：作为一位资深风险投资家，你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硅谷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未来有哪些发展方向值得关注？
温格：首先，人工智能的突破是全球性的，不仅仅发生在硅谷。中国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DeepSeek模型。人工智能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但直到大约10年前才开始真正发挥作用，此后进步呈指数级增长。我在书中用人类飞行史作比喻：几千年来，我们梦想飞翔却无能为力，直到20世纪初突破了技术瓶颈，到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同样，人工智能从无法实现到如今几乎能与人类交互，进展神速。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场全球竞赛，目标是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甚至超级人工智能（ASI）。与此同时，材料科学、生物学和机器人等领域正经历技术与初创企业的“寒武纪大爆发”，对投资者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21世纪》：在这场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中国处于什么位置？
温格：中国表现卓越，原因有二：首先，中国在开发高效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用更少的资源、能源和成本构建了强大模型。这很重要，因为当前的前沿模型耗费巨大，而人脑的学习效率远超计算机。中国在学习和推理效率上的进步令人瞩目。其次，中国对开源人工智能的贡献非常重要。我在书中提出，“知识是人类世代积累的集体遗产”。开源模型确保知识的广泛可及，推动进一步创新。中国的开源路线让我非常兴奋。
《21世纪》：你在书中说，人类正站在创造超人类和新人类的门槛上。在你看来，我们距离超级智能还有多远？可能带来哪些风险？
温格：这很难预测，因为人工智能是人类首个自我改进的技术。汽车需要人类设计改进，而AI系统能自我优化。因此，可能明天就实现超级智能，也可能需要十年，我们无从知晓。风险在于我们对“对齐问题”关注不足：如何确保超级智能与人类福祉一致？
有些超人类主义者认为，只要机器在进步，人类消失不消失无所谓，但我认为人类值得继续存续下去。因此，我们应该思考最核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是什么，在这些超级智能诞生之前把这些价值观灌输给它们。在我看来，我们需要认真地看待这种风险。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思考如何对待这些新人类。我们绝不能在无意中创造出大量新型人类，又对它们视而不见，甚至施以不公。不然的话，当有一天它们在能力上超越人类时，也不会对我们太善良。
《21世纪》：从经济角度看，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社会？它会进一步拉大财富差距，让非洲等落后地区更加落后吗？
温格：每次技术飞跃都引发如何让这些能力被广泛普及的问题。人工智能可能加剧差距，比如美国百万卡车司机面临自动化冲击。但关键是，我们不能将AI视为工业时代的延续，而应利用它解放人类从事更人性化的事业。但这需要有意识的决策，而非自动发生。
面对AI的到来，各个国家可以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并非单一的答案。至于非洲，我认为，我们应该看到部分地区正在出现一些让人惊喜的变化，比如移动支付和太阳能发电。实际上，由于中国已经在光伏发电领域成为全球领头羊，并且正在向非洲提供大量帮助，非洲很可能成为光伏革命的一部分，从而实现蛙跳式的发展。
在我看来，如今，制约非洲发展的因素不再是资本。非洲的问题部分源于殖民主义遗留问题和本地治理能力落后，但并非资金短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为改善非洲基础设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我们还能帮助非洲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吗？在我看来，关键在于发达国家是否愿意关注并帮助非洲，这归根结底是注意力的分配问题。
《21世纪》：让我们谈谈个人的应对。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如何修炼专注力？
温格：要实现心理自由，应该练习和鼓励正念，如太极、瑜伽或冥想，通过自我调节改变反应方式，牢牢掌握自己的注意力主权。在信息过载的时代，你只要拿起手机，就会被各种应用程序骚扰，它们都想争夺你的关注，而忽视你的最佳利益。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技术工具（如应用限制器）或者通过呼吸练习保持冷静。
在以往的转型过程中，人们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焦虑。在当下的转型中，我们如何保持冷静至关重要，这样我们就不会认为这是一场人与人之间、公司与公司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配斗争，而是一个为所有人创造更多财富的机会。
《21世纪》：你如何在高强度的投资生涯中保持专注？
温格：我有一些个人的策略：我的手机上贴了一个来自Opal的贴纸，上面写着“刷屏有害”。这家公司通过技术帮助你控制对X、TikTok等应用的访问，以减少分心。我还将手机设置为“请勿打扰”模式，以屏蔽不需要的通知。除了这些工具，我每天都练习正念冥想。我每天早晚练习有意识呼吸，保持内心平静。
除了减少干扰，我还尝试用AI进行研究和总结，扩展对投资机会或话题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看，AI能将我的注意力投射到外部世界，是应对信息过载的强大工具。
《21世纪》：在知识时代，教育系统应如何转型？哪些核心能力更关键？
温格：教育不应是填满水桶，而应是点燃火焰。有了YouTube和DeepSeek等平台，知识触手可及，教育应聚焦于激发好奇心和主动性，让学生相信自己能够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我们必须将追求知识与仅仅为了高薪工作的目标分开。未来的就业市场难以预测，因此将教育与特定职业绑定是短视的。相反，教育本身就应被视为一种目标——追求获取知识、贡献知识和创造知识。
此外，现代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还承担了看护孩子的功能，让父母有时间工作。我们认为这些功能可以被剥离。同时，教育在传递价值观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向年轻人灌输一套坚定的价值观，并明确这些价值观是什么、来自何处。在这个时代，哲学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应对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21世纪》：未来会有更多孩子在家上学吗？
温格：我的孩子们都是在家上学，因为我们认为个人辅导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能够显著改善学习结果。随着AI的到来，我们可以为世界各地的人提供个人辅导，甚至在非洲。这将带来一场巨大的教育革命，彻底颠覆传统的课堂模式。现在的挑战是，如何以AI的形式提供高质量的个人辅导，并为他们的创业提供投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无疑政府需要发挥重要作用，为发明和建立新体系做出努力。
在AI的帮助下，每个孩子都应该有一个私人导师——一个了解他们知识强项和弱项、耐心无限、能用多种方式解释概念的导师。如果孩子说“我还是不明白”，导师会换一种方式再解释。我们有技术手段来实现这一点。然而，今天的美国教室看起来和100年前几乎没有区别：一位老师面对20-30个学生，没有充分利用现代技术能力。
《21世纪》：你在书中强调人文学习的核心地位。它比技术技能更重要吗？
温格：强迫孩子学习数学往往会扼杀他们对数学的热情。我们应该通过引人入胜的项目式学习让孩子接触数学、工程和其他学科。例如，如果一个孩子想造火箭，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学习物理和数学。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数学知识，却不告诉他们这些知识的意义或为何值得兴奋，这种做法适得其反。
为了培养对终生学习的热爱，我们应该让孩子接触广泛的学科——哲学、科学、数学、语言、文学和艺术。强制要求学习特定内容并不会激发对学习的热情。我们需要对教育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构想，以实现这一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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