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第12批30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在人民的期盼中回到祖国的怀抱。载着烈士遗骸的灵车，缓缓驶向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在陵园门口等候已久的志愿军老战士南启祥，举起跟随他70多年的军号，吹响了冲锋号。他说：“像70多年前一样，我想再为你们吹一次。”
嘹亮的冲锋号，曾伴随无数英雄战斗。他们最懂这旋律所拥有的力量，也无比坚信这旋律响起后，必定迎来胜利的曙光。
数十年来，军号一路伴随人民军队前进步伐，深深融入官兵的战斗和生活，见证了人民军队的苦难与辉煌。
一
巍巍井冈，苍翠如黛。一座主体高8.1米、基座宽10.27米的红军军号雕塑——《胜利的号角》，在群山间巍然耸立。缠着红飘带的号身，紧握在红军战士刚劲的手中，直指长空。
这意象，来自于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里一把红军战士用过的铜质军号。岁月流逝，绿锈爬满了号身。射灯下，系在军号上的红飘带依旧鲜艳，如革命的火焰，永不熄灭。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展开剩余90%1929年，正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刘伯承，读到了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激动不已。他拿着从国内转来的油印小册子，找到同学左权，边念边说：“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去战斗!”
“朱毛”红军吹响的号角，响彻罗霄山脉、传遍华夏大地。那是冲锋号，也是集结号。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同样的理想信念，集结在这一号声之中。
军号传递的是党的意志和决心，吹出的每一个音符都镌刻着信仰的密码和使命的温度，凝聚着不可战胜的力量。
1928年8月，黄洋界保卫战打响。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趁红军主力远征湘南之机，“会剿”兵力空虚的井冈山。团结成一块坚硬钢铁的红军，以不足1个营的兵力击退了敌军4个团。
正在山下作战的毛泽东闻讯，赋诗称赞：“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鼓角”泛指军号。军号是从古代的“角”演变发展而来。我国古代的边塞诗词中，有许多关于“角”的描写。如唐代岑参的“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宋代范仲淹的“四面边声连角起”，以及辛弃疾的“梦回吹角连营”等。用于发号施令、鼓舞士气的号角，从古至今是军人心中的特殊印记，是刻在军人骨血里的家国召唤。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眼中，军号是一个特殊的符号。他认为那些意气风发的司号员，代表着为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的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便以红军号手的照片“抗战之声”作为《西行漫记》一书的封面。斯诺想通过这张照片告诉世界，在中国西北山沟里吹响的，是中国抗战的号角，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著名军事记者刘白羽曾深情回忆道：“当初从一位地下党员手中拿到这本书(《西行漫记》)时，一看到这个封面，我立刻就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似乎感到了祖国和人民对我的热切召唤。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当时感到不去延安参加抗战，我就愧做炎黄子孙。多少年烽火岁月，这本书我一直带在身边，始终觉得耳边有一把军号在吹，有旋律在响。”
激昂的号角，是使命的召唤，是必胜的信心，是前进的力量。
在汶川干休所，记者见到经历过长征、与党同龄的藏族女红军王全英。长征路上，在一场战斗中，15岁的她与部队失散，后来翻越雪山寻找部队时冻掉一根脚趾头。她一直渴望能再次听到熟悉的军号声，但终究未能归队。采访当天，当看到记者带来的一把军号时，年老体衰的她，眼神里放出一丝光芒，用模糊的发音坚定地说：“号声就是命令，向前!向前!”
二
军号是战争的产物，有自身独特的战斗属性。
人民军队创建初期沿用的是旧军队的号谱。由于号谱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1929年，我军攻打上杭。敌军企图突围逃跑，吹起联络号调集队伍。我军一听号音，以为是兄弟部队，就放松了警惕，结果放跑了近1个营的敌军。
1930年冬，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红军总部根据部队的反映，着手编写我军的号谱。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号谱。换用新号谱后，我军可根据敌人的号音掌握他们在战场上的动向，而敌人对我军行动却摸不着头脑。
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1994年，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文物专家组鉴定，认为这是全国保存最为完整和正规出版的红军时期号谱，将其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此号谱共40页，分为勤务号谱、联络号谱、行动号谱、名目号谱、战斗号谱5类340余首。战争年代通信设备不发达，发布命令、指挥战斗、振奋军威、安排生活等，都是通过军号声来传达，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
“司号员”与“司令员”只是一字之差，身后同样是千军万马。司号员必须对所有号谱熟悉掌握，一旦吹错号音，传递错误指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战友的生命。军号在战场上的作用远不止传递指令，在我军历史上，灵活运用军号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很多。
1934年，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中，红四方面军第9军直属队在山路行军时，不慎与大部队脱节。傍晚时分，直属队在前进中发现敌人一个前哨阵地。作战科科长周希汉急中生智，将近百名司号员一线展开，每隔10米站一个人。一声令下，全体司号员吹响冲锋号。号声震撼山谷，接着杀声四起。敌人以为来了千军万马，顿时阵势大乱。那天夜晚，直属队数次利用军号，以几百人击溃了敌3个团，俘敌约2000人。
抗日战争时期，胶东司号员创造了“军号游击战法”，后来被收录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回忆史料》。
1939年冬，在栖霞县松山镇战斗中，胶东军区第5旅15团由于进攻兵力不足，将全团司号员集中起来，在松山镇四周设置了多组司号员。
攻击开始后，我军司号员从松山镇的四面八方同时吹起了冲锋号。日伪军听到这么多号声，以为八路军大部队包围了松山镇，急忙命令炮火和轻重机枪向四周疯狂扫射。趁敌方火力分散之际，第15团2营迅速发起猛烈冲击。日伪军见势不妙，仓皇逃窜。此战，日军小队伤亡过半，伪军中队大部被歼。“军号游击战法”后来被各个抗日根据地学习，广泛使用于敌后战场。
在这些战例中，司号员扮演了“奇兵”角色，背后体现的是我军指挥员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战场上，司号员一直跟随指挥员行动，有机会学习处置各种复杂情况的知识，增长了指挥才干，有的逐渐成长为杰出的军事指挥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东线战场第一仗——黄草岭战斗打响，志愿军第42军124师371团4连奉命坚守黄草岭左前方的高地——烟台峰。他们面临的敌人是美军王牌陆战第1师。
经过5昼夜激战，连长、指导员、班排长全部牺牲，全连只剩下包括8名伤员在内的19名战士。危急关头，司号员张群生挺身而出，喊道：“我代理连长，大家跟我来!”他给大家分配弹药后，组织人员利用石洞、石缝为屏障，隐蔽躲避美军地毯式轰炸。当美军以为基本拿下了烟台峰，准备冲过去抢占时，张群生吹响冲锋号。4连战士们跃出战壕向敌人发起进攻，使敌人措手不及。在张群生的指挥下，4连数次打退敌人，守住了阵地。
战斗接近尾声，阵地上仅剩8名战士在坚守，张群生再次吹响了军号。远处的指挥所读懂了这时断时续的号音——“阵地还在，我们还在。”战后，4连被志愿军第42军授予“烟台峰英雄连”称号，张群生荣立一等功。
三
平型关往南500余公里，有这样一个地方，曾经是我军的“号兵摇篮”。从这里先后走出千余名司号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陵川号兵”。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9月以后，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战工作的全面展开，无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都出现了一个问题——缺少司号员。
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是太行第8军分区所在地，处在太行山南麓峰巅，地理位置隐蔽，群众基础好，具备了训练号兵的有利外部条件。1943年10月，根据太行第8地委和第8军分区指示，陵川武委会在附城、夺火等地开办了号兵训练班，每期招收30人左右。
司号员招收有严格的条件要求——年龄小，身体素质好，头脑灵活，能随机应变。之所以如此严苛选拔，是因为司号员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岗位。吹号时，司号员必须站在有利于号声传送的地方，位置容易暴露，因此往往成为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军号。号身残缺不全、有点变形，诉说着80多年前一场战斗的惨烈。军号的主人，是牺牲时年仅17岁的崔振芳。
1937年，13岁的崔振芳参加了八路军。1940年，他作为司号员参加关家垴战斗，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上级调他到驻守在黄崖洞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第3营7连担任司号员。黄崖洞位于太行山腹地，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就坐落在这里。日本侵略者将其视为心腹之患，屡屡妄图进攻和破坏。
1941年11月，日军集结5000余人企图摧毁黄崖洞兵工厂。11日2时许，敌主力先头部队准备偷袭黄崖洞南口，刚刚进入我7连前沿阵地，就被负责警戒的战士发现。当敌人距离阵地100米左右时，司号员崔振芳吹响了军号，八路军官兵打退了敌人。
拂晓时分，日军卷土重来，利用山炮、曲射炮和掷弹筒等轮番轰击，黄崖洞南口两侧的防御工事被损坏大半。连长命令崔振芳和卫世华两名战士据守陡崖，负责投掷手榴弹阻击敌人。
战斗中，卫世华的手臂不幸被敌人机枪打中，崔振芳马上把战友救护下去。崔振芳孤身战斗在陡崖上，投出了100多枚手榴弹，炸死炸伤敌人数十名。最后，所有的手榴弹都投光了，人也累得站不起来。这时，他听到了增援部队的呼喊声。就在他准备迎接战友时，一块被炮弹崩起的石头击中了他的喉咙。崔振芳顿时血流如注，倒下时，那把最心爱的军号静静躺在他的身旁。
革命战争年代，陵川号兵群体中有许多像崔振芳一样的英雄人物。
陵川太和村人侯国富，在陵川号兵训练班受训后，被分配在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38旅79团2连任司号员，参加过上党战役，转战于晋冀豫各战场。1948年2月，在临汾攻坚战中，他在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英勇牺牲，年仅19岁。
陵川县附城镇黑土门村人张喜发，1946年参加陵川号兵训练班，结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太行4分区46团1营3连任司号员。1947年攻打焦作的战斗中，他在执行指挥员命令跃起吹号时，一发炮弹袭来，不幸被弹片击中牺牲，时年20岁……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军人花名册，记载着900多个陵川号兵的名字。而在《陵川烈士英名录》记载的2465名烈士中，有389名是司号员。这些仅仅是记录在案、有据可查的数字，实际上司号员牺牲人数可能比这些还要多。
在陵川县烈士陵园，高耸的烈士纪念碑顶部矗立着一座金色铜像——号兵身姿挺拔、气势昂扬。一如烽火岁月，英雄的司号员们站在高处，一次次吹响嘹亮号角的身影。那号角声，似仍在山河间回荡。
四
自2019年8月1日，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距1985年全军撤销司号员编制，时隔30多年，嘹亮的军号带着历史的记忆，重新响彻座座军营。
“我是恢复司号制度后‘烟台峰英雄连’第一任司号员胡帅，向您致敬!”2020年底，胡帅来到连队老前辈张群生家中。他给老人递了一把军号，说道：“这是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后，连队定制的第一把军号，送给您留作纪念。”
在连队荣誉室里，一直珍藏着张群生曾经用过的军号。多年来，每逢连队连庆、新人到连等时机，官兵都会到荣誉室，站在这把军号前，重温老前辈张群生的战斗故事。
今天，在许多博物馆和英模连队荣誉室里，陈列着人民军队在不同战争时期使用过的军号。那些军号早已斑驳，但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烽火记忆，蕴藏着人民军队的制胜密码。
南疆军区某部一级上士王国良，2019年成为连队司号员。那时，一名年轻战友听王国良吹响的冲锋号后说：“确实有一种想上阵杀敌的冲动。”
“当前通信设备越来越先进，但在未来战场上，这些设备往往都是敌人最先攻击的目标，极有可能战斗一开始就被摧毁。这时军号就可以起到作用。”王国良说，现在连队在执行任务时，都会吹出征号、凯旋号、冲锋号等，战斗气息变得更加浓厚。
王国良不仅是司号员，还是南疆军区基层业余军乐队队员。今年，王国良等12名军乐队队员加入联合军乐团，参加了抗战胜利日阅兵。
司号员兼任军乐队队员，在我军历史上并不鲜见。早期红军队伍没有军乐队编制，各个部队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就成了军乐队。
中共中央在延安长达13年的时间里，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也有过一些军乐队的活动。1937年5月，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前夕，由涂思宗率领的国民党“中央调查团”共17人抵达延安。延安的城门上醒目地写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等标语。
当时，有一支红军军乐队在奏乐欢迎，场面十分隆重。涂思宗一行不禁感叹：红军经历艰苦卓绝的长征后，竟然还有如此像样的军乐队。他们由此对这支具有顽强生命力和战斗力的革命队伍感到由衷钦佩。
军乐是展现一支军队精神面貌的重要窗口。不少经过战火洗礼的司号员，作为军乐队队员，活跃在各类仪式现场。其中一部分人还曾被光荣选入联合军乐团，参加了开国大典。当天，他们向全世界奏响高亢的《义勇军进行曲》，见证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
今年抗战胜利日阅兵中，联合军乐团用嘹亮的军乐展现国威军威、凝聚意志力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8次从全军范围抽组而成的联合军乐团。雄浑的旋律，是对英雄的深情礼赞，也是在强国强军路上吹响的冲锋号角。(记者 杜 娟 奉云鹤 李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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